徐州日報11月26日第八版，整版報道在我校舉辦的蘇軾文化與大運河文化研討會，報道內容如下：
大運河上蘇公來——我市學者聚焦蘇軾文化與大運河文化的融合創新
北宋文豪蘇軾與千年流淌的大運河有著深厚的淵源。他一生南來北往，來去徐州皆從大運河水路穿行。蘇軾文化與大運河文化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1月21日由江蘇師范大學、徐州市蘇軾文化研究會主辦的“傳承與創新：蘇軾與大運河文化”報告會，圍繞蘇軾文化與大運河文化這一主題，展開多維度、深層次地探討與交流。
報告會的演講者中，有對此課題具有深廣視野和豐富實踐經驗的黨政領導，有具備深厚專業造詣和精湛理論素養的高校教授，也有對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深切熱愛之情的地方文史學者。本期專題整理報告會部分內容，以展示時空交錯下的蘇軾與大運河兩種文化相融共生的魅力與當代意義。
整理 張瑾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理事長周琪：大運河文化建設與蘇軾文化弘揚
今年是中國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申遺成功10周年。這10年，也是大運河文化帶和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開拓前進、創新發展的10年。
吳韻漢風、水韻書香是江蘇文化的鮮明特色，江河湖海貫通聯動是江蘇水運的獨特優勢。
江蘇省委書記信長星在2023世界運河城市論壇上曾經強調：“一條大運河，半部華夏史”“在大運河文化和長江文化、黃河文化中，江蘇是個交匯融合區，既是大運河的生長原點，又是長江的重要節點，還擁有曾奔涌入海700多年的黃河故道。大運河、長江、故黃河的經緯交織，哺育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讓江蘇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信書記的這段話深刻揭示了大運河文化、長江文化、黃河文化對江蘇地域文化的哺育，明確給出了“黃河故道”“故黃河”在大運河文化、江蘇文化及中華文明中的定位，這對我們在新階段深入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和指導作用。
正在加快打造的“水運江蘇”，是建設水運強省、水運現代化示范區的江蘇新實踐。可以說，千年流淌的大運河迎來了由線到網、現代轉型、再煥榮光的千年之變。“水運江蘇”建設使全省13個設區市都成為了真正的運河城市。
為此，徐州應當從頂層設計入手，治理好保護好黃河故道本體，使之作為獨立的故道遺產遺址得以保護利用，創造條件申報省級乃至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創建省級乃至國家級大遺址保護單位和考古遺址公園，把黃河故道文化的保護傳承利用與生態富民廊道建設更加緊密地融為一體。
2022年6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蘇祠時說：“一滴水可以見太陽，一個三蘇祠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們說要堅定文化自信，中國有‘三蘇’，這就是一個重要例證。” 這一重要講話為弘揚蘇軾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增創徐州乃至江蘇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新優勢指明了方向。
蘇軾是一代文豪，一個集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美食家于一身的文化全才。其實，蘇軾還是一位“運河文豪”，他的一生與運河結下了不解的情緣。稱他為“運河文豪”“運河巨子”還是當之無愧的。比如說，開封“名震天下”，徐州“抗洪保城”，湖州“烏臺詩案”，杭州“蘇堤春曉”，揚州“治理漕船”等等，都發生在大運河邊。
蘇軾在大運河邊留下的斐然政績、精美詩文、絕妙好詞和坎坷人生、豁達情懷、傳奇故事，都化作永恒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的文旅資源。國家文物局去年5月正式確定“東坡行旅”文物主題游徑，明確了國內15個城市，江蘇有常州、宜興、揚州、徐州四城入選，足見江蘇在全國東坡文物和文旅中的重要地位。
“我獨不愿萬戶侯，惟愿一識蘇徐州”，身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用這句感人至深、獨步千載的詩句，使“蘇徐州”成為蘇軾徐州文化的最大文化IP。至今，世人只知有“蘇徐州”而不知有“蘇密州”“蘇湖州”“蘇登州”“蘇杭州”。應當感謝并不辜負秦少游為我們創制的這一獨有文化標識“蘇徐州”。
近幾年，徐州有關方面圍繞蘇軾這個大IP精耕細作，初見成效。蘇軾文化無疑是徐州繼漢源文化、兩漢文化之后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蘇徐州”當為蘇軾文化在徐州的集體記憶和集中表達。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新時代從地理空間走向人文空間的新文化、新文明的大構建，對文化資源的選擇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夠分量，與“國家文化”相匹配。蘇軾文化是徐州的、江蘇的、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因而完全符合要求。如何把弘揚蘇軾文化融入到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增創徐州的新優勢，應當作為一個緊要課題來研究攻關。
我這里提幾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1．融入到徐州大運河文化帶和國家文化公園（以下簡稱“一帶一園”）建設實施規劃之中。江蘇省“一帶一園”建設形成了相互銜接的“1+1+6+11”規劃體系，爭取適時補充納入到徐州市和江蘇省的相關規劃中去。
2．融入“一帶一園”重大項目建設中去。比如說，在黃河故道重大項目建設中，蘇軾文化具有獨特優勢。蘇軾在《百步洪二首》中用一連串比喻描繪百步洪水一瀉千里的氣勢，堪稱杰作，如果用現代科技手段再現出來，一定會成為一大亮點。而位于彭城七里與黃河故道交接點上的黃樓，《黃樓觀風——蘇軾在徐州》把蘇軾黃樓盛會說成“全國文代會在黃樓召開”，看似戲說，實擊鼓心。蘇軾為我們今天如何重新建構文化地標作出了示范。
3．融入大運河沿線文化高地建設之中。國家規劃綱要中提出，大運河沿線要建設京津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淮揚文化、吳越文化“六大”文化高地，把徐州劃人中原文化高地建設范圍。江蘇省則把徐州劃入楚漢文化高地建設范圍。徐州文化高地高在何處？先秦文化（漢源文化）、兩漢文化、蘇軾文化是不是徐州古代三座文化高峰？蘇軾文化在徐州文化高地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應當如何科學定位？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思考。
4．融入到落實新思想、新使命的探索實踐中去。“一帶一園”建設，不僅要保護傳承利用優秀傳統文化，還要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省委明確提出，要著力把江蘇打造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動實踐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成果的重要展示地，為中國式現代化江蘇新實踐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這一部署要求，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把蘇軾文化融入“一帶一園”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徐州分院院長方忠：蘇軾與大運河文化的時空交融
“長城是凝固的歷史，運河是流動的文化”，中國大運河是中國人民在東方世界創造的偉大工程，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多次就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作出重要批示，強調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
中華文化孕育了蘇軾。蘇軾汲取傳統之精華，綜各家之學說，融自身之實踐，開時代之生面，進一步光大了中華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文章中，引用蘇軾富有哲理的經典名句是最多的。
大運河徐州段是大運河江蘇段的北大門，由京杭大運河湖西航道、京杭運河不牢河段、中運河、黃河故道現有和歷史上使用的主河道構成，全長180多公里。
溯古追今，大運河為徐州承載的歷史文化深厚博達，涵蘊囊括了彭祖文化、兩漢文化、軍事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等一切文化形態。以徐州古城和窯灣古鎮為代表的運河城鎮文化，以云龍山詩碑、奎山塔遺址、黃樓、戶部山古民居群、下邳古城遺址、“淮海第一關”摩崖題刻等為代表的運河建筑文化，以徐州剪紙、徐州香包、江蘇柳琴戲、徐州梆子、邳州紙塑獅子頭等為代表的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等，無不彰顯著徐州地區大運河文化的歷史底蘊和時代價值。
大運河徐州段具有獨特的文化品質。徐州運河水情復雜、區域地位獨特，造就“治河、保運、護城”的獨特歷史，元明清三代均把確保大運河徐州段暢通作為重中之重；大運河文化與徐州楚漢文化融合發展，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多元文化匯聚，隨著大運河的流淌，漢文化傳播至華夏大地，歷經數次民族大融合，凝練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運河文化徐州段具有獨特的精神和智慧。徐州位于黃淮流域，常年遭受水患，書寫了“城上城”“街上街”的悲壯歷史，水工文化悲壯而頑強，具有人與自然相博相生謀求發展的精神；為應對復雜水情，徐州建造了沽頭閘、藺家壩、金鉤渡口、護城石堤等精巧實用的水工設施，體現了順應自然、應對復雜水情的治水智慧。
大運河徐州段最大的價值體現，在于治水護運、物流中樞，保障中華民族國之命脈，凸顯了大運河徐州段保障物流天下、國家繁榮的突出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運河徐州段更是北煤南運、南水北調東線的主通道，是國家戰略物資流通的重要通道，服務新時代中華民族之復興。
作為一名全才式的文化型范，北宋人蘇軾不僅是千百年來文人傾慕的對象，是學術界長期研究、討論的熱點，在當今的社交網絡語境下也頻頻“沖上熱搜”。
蘇軾在徐州任知州23個月，時間雖短，但是上書皇帝，論述徐州地位的重要性，建蘇堤、抗洪水；第二年又求雨抗旱，尋找煤炭（石炭），勸課農桑，造福徐州百姓。其文化精神可以總結為：迎難而上的斗爭精神、忠于職守的擔當精神、黎元為先的民本精神，與徐州大運河文化精神息息相通。
黃樓詩會是中國文化事件的豐碑之一，黃樓也成為徐州大運河段最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將蘇軾在徐州任職的這段時間稱為“黃樓時期”，把徐州“黃樓文化”影響推及海外。蘇軾徐州執政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期，是他知八州政績中一段輝煌的時期。黃樓也不只是徐州的文化地標，更是蘇軾重要的人生坐標。
傳承發揚大運河文化精神，打造中華文明的金名片，推進蘇軾文化與大運河文化精神的融合傳播，是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更是當代大學生助力民族文化建設的實踐要求。
中國礦業大學蘇軾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閆續瑞：蘇軾與大運河徐州段的不解之緣
蘇軾偶然與徐州結緣，卻因抗洪救災和徐州百姓生死與共。蘇軾治水既是他作為徐州地方長官有責任有擔當的民本精神的重要體現，也與宋神宗時期以修建水利工程、治水成效作為地方官考評的主要依據有關聯。徐州是蘇軾知八州中唯一一次受朝廷嘉獎的地方。
歷史上徐州城經常遭遇黃河及其支流的侵襲。蘇軾徐州抗洪的具體過程在其《獎諭敕記》和寫給劉貢父的書信中有詳細記載，蘇轍的《黃樓賦》更是將此次抗洪總結為“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
“水至而民不恐”說明抗洪前是有準備的，“水大至而民不潰”說明抗洪時指揮得力，“水既去而民益親”彰顯了抗洪后的預防和心系百姓。蘇軾由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市）改派徐州，偶然與這方土地結緣，卻因抗洪救災和徐州百姓生死與共。
黃樓是蘇軾為紀念抗洪勝利而修建，是蘇軾徐州功績的一座豐碑。百步洪因蘇軾多次游覽并寫出傳世名篇《百步洪二首》而名揚天下，宋元以來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關于百步洪的詩篇和傳說。蘇軾在徐州期間，詩文中多有涉及呂梁洪者，成為他用詩文創造的文學空間。
蘇軾是大運河江蘇段最有代表性、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文人，又是“千年英雄”，可以推選為大運河文化代言人。蘇軾在治水實踐、文學書寫與民間傳說中都具有持續影響力，是大運河江蘇段的最佳代言人，也是連接徐州與其他運河城市的文化紐帶。
江蘇是中國大運河河道最長、文化遺產最多、保存狀況最好和利用率最高的省份，江蘇的蘇軾文化遺產是大運河文化帶的耀眼明珠。大運河從北向南流經江蘇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八個城市，沿線各城市的蘇軾文化遺產，既包括各類亭臺樓閣等歷史遺跡為主體的蘇軾物質文化遺產，也包括與蘇軾密切相關的民間傳說、傳統技藝等蘇軾非物質文化遺產。
蘇軾徐州運河文化景觀的分布有明顯的集聚區（核心區）與零散區（邊緣區）之分，核心區集中分布在徐州市區，零散區分布于蘇軾沿途行經的地區。徐州需要在運河沿線做田野調查，力爭精準描繪其豐富的文化景觀。
可以通過文旅融合，打造“沿運河城市尋訪蘇軾足跡”線路，構建蘇軾文化景觀的時空分布圖，打造蘇軾與徐州運河文化旅游線路，如彭城七里文化建設項目即是積極有效的嘗試。還可以與他城共振，形成合力。徐州可與揚州、鎮江、常州、蘇州等城市加強互動，以大運河為線，沿線各城市為珠，以線串珠，以珠帶面，形成以大運河水系為脈絡的蘇軾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空間格局，推動江蘇省大運河沿線蘇軾文化遺產在內的各類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
徐州市蘇軾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于克南：蘇軾文化是大運河文脈的重要組成
蘇軾文化是大運河文脈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脈既指文化的時間脈絡，也指文化的空間脈絡，它既是一種可知的歷史記憶，也是一種可感的文化呈現。大運河在徐州地區發展的歷史比較悠久，它是流淌的文明，也是文化的遺產，尤其是蘇軾文化的價值在大運河文化中的體現更為耀眼，早已為世人所重，歷經千年而長盛不衰。
蘇軾與大運河的關系，不僅體現在他的個人經歷是后人了解大運河文化的重要資料，更重要的是，他的民本思想以及身處逆境仍能保持超脫和豁達的人生智慧，作為思想意識層面的文化心理與文化認知，后來借助京杭大運河而得到傳播和發揚，因而蘇軾文化和大運河文化是相互融合的，蘇軾文化是大運河文脈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大運河文化永恒的話題。
蘇軾知徐州兩年，功業詞章，雙創輝煌，率民抗洪，修建蘇堤、白土尋煤、修建黃樓等，給徐州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詩文中蘊藏的勤政愛民進取精神、務實明道實踐精神、“吾生如寄”憂患精神等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這些文化成就成了徐州文化強市的軟實力。
元代開通京杭大運河之后，大運河經徐州連接京師，徐州成為大運河中間的一個中轉站，達官顯要、文人墨客紛紛踏著蘇軾足跡前來徐州參觀和拜訪，并留下大量詩作和文章，為大運河文化增添了無限光彩。追隨蘇跡的人中，有一位“蘇粉”——蘇州狀元吳寬（1435—1504），明成化八年狀元及第，后被委以重任，官至禮部尚書。
吳寬見賢思齊，處處向蘇軾學習，《四庫全書》評價他“平生最好蘇學，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收藏家珍如拱璧，其文章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詩筆更深厚濃郁”。
吳寬對蘇軾文化的研究如癡如醉，他把蘇軾尊為“羽衣人”，其《徐州重修黃樓》詩：“樓中不見羽衣人，黃堊依然四面新。坐使河流循故道，俯臨山石倚長津。名邦信美皆吾土，勝日登高與眾賓。從此欲傳州守事，只須題壁掃清塵。”吳寬發自內心地要大力宣傳蘇軾一心為民的感人事跡。
對蘇軾文化與大運河文化共融發展，有幾點建議：
1．加強蘇軾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大運河徐州段沿線文化遺產類型多樣、分布廣泛，但保護和利用仍面臨挑戰，特別是因蘇軾登臨而聞名天下的桓山。
2．推動蘇軾文化和大運河旅游融合發展。通過大運河旅游的形式，將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符合時代要求與游客喜聞樂見的文化和旅游產品，喚醒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提升文化自信和凝聚力。
3．促進區域協同創新。大運河沿線涉及八個省市，需要整合沿線蘇軾文化資源，加強區域協同創新，形成整體化、規模化效應，提升大運河文化帶的整體影響力和吸引力。本版攝影本報記者 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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