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日報12月4日報道我校趙明奇教授在第五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智庫峰會上的主旨報告，內容如下：
擦亮徐州運河名城漢文化名片
——第五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智庫峰會主旨論壇專家趙明奇
趙明奇作主旨發言。
彭城廣場雕塑。
徐州百步洪石刻。
漢文化景區車馬出行廣場群雕。 本報記者 孫博宇 攝
大運河延綿千里、跨越古今，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和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
11月25日至26日，第五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智庫峰會暨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與漢文化名城建設研討會在徐州舉辦。來自大運河沿線的專家學者中，有多位專家圍繞漢文化名城建設主題，進行了論述闡釋。
徐州是漢文化的發祥地和集萃地，徐州運河文化與漢文化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徐州古運河對中華文明有哪些貢獻？運河名城徐州建設漢文化名城的優勢何在？峰會主旨論壇專家、江蘇師范大學教授趙明奇作了深度闡釋。
古運河是徐州的母親河
徐州運河史中，留下不同時代的人文典故：
上古彭祖在汴（獲）泗交流之地開國；春秋孔子在呂梁洪發出“逝者如斯”之嘆；秦始皇在秦梁洪撈鼎未成；秦末項羽、劉邦都在泗水邊爭雄；宋代蘇軾、明代潘季馴因治水聞名；清代李蟠憑殿試《治河策》金榜題名；乾隆皇帝多次來徐“閱河留詩”。
徐州運河文化囊括了彭祖文化、徐國文化、漢文化、軍事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等，延續時間最長，最具包容性和代表性，最能把徐州各種單元文化統領、整合起來。它如同將一顆顆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條璀璨的項鏈，從而形成徐州文化的綜合品牌效應，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古運河是徐州的母親河，徐州建設漢文化名城，在運河史中可以找到許多地方文化品牌優勢。
引《尚書·禹貢》為證。《禹貢》是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禹，又稱大禹，是舜的大臣，夏朝的開國君主。禹貢，根據題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即大禹區畫九州疆界，因山浚河，根據土地狀況來制定貢賦等級。《禹貢》是考察徐州文化史孕育發生期的重要文獻。
《禹貢》將九州分而述之，在“徐州”一節記載：“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菏。”
“厥篚玄纖縞”，是我國最早的有關絲綢的文獻，也是對徐州地區絲織文化的歷史記載；“浮于淮、泗，達于菏”對徐州水上交通網、上古運河路線作了大致描述，說的是進貢的船只通過淮河、泗水，再經過菏水，到達與濟水相通的菏澤，然后就可以通過鴻溝入黃河溯流而上，經三門峽，入渭水。
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地區之所以能在人類文明的開端就逐步形成文化優勢，有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因素，從《尚書·禹貢》中對徐州的記載，至少說明3個問題：
一是生活在淮海地區勤勞勇敢的人民，以不畏艱難的精神，以人的力量戰勝了自然災害，獲得了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二是這里土地肥沃、植被豐厚，農副產品出產豐富，進貢的祭品、食品、日用品和服飾原料等都很豐饒，也是絲綢文化的起源地區之一。三是水上交通發達，可以直通河洛關中。
漢文化離不開江河滋潤
7000多年前，蘇北是一片汪洋的淺海，并形成這一時期的海相沉積。北部徐州的豐、沛、銅山、邳州、新沂、睢寧和連云港的東海、贛榆，承魯南山地之余脈，地勢稍高，自新石器晚期以來已形成較為發達的農業文明。邳州劉林等遺址即是這時期的文明見證。
上古時期，徐州地區始終伴隨著華東、蘇北歷史的有序發展，極早地參合了我國文明開化的起源與發生。
徐州地區的史前文明基本上是在區域發展的基礎上孕育而成的，正因為徐州地區早期文明的主體性特征具有強勢基因，它影響和帶動了周圍城鎮、聚落的互動與進化，從而為江蘇北部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展示了亮麗的曙光，輝映著中華文明的晨曦。
春秋戰國時期，以彭城為中心方圓300華里，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發源地。老子與孔子在沛澤相會，孔子講學多次途經彭城，在呂梁觀水慨嘆“逝者如斯夫”。三晉、三秦、中原、齊魯文化與荊楚、吳越文化在此交匯，在本土孕育了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和一大批文臣武將。
西楚兩漢時期，以徐州為中心的江蘇北部地區一批優秀人物，上承炎黃文化的優良傳統，秉持本土文化的淳厚優勢，融合先秦黃河、長江兩大文化體系，在斗爭與發展中成長、成熟起來文化綜合體。漢文化發祥地在徐州，開創大漢文化的領導群體主要是徐州人，這在學界已是毋庸置疑的史實。
漢文化孕育的成功因素，離不開本土文化的溫床、黃河文化的哺育、長江文化的滋潤。
先秦時期的徐州是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發生發展的中心地區，是文化交流、交通往來最便利的地區，是生活技能開化最早的地區，所以，這里的文化習俗具有融會古今的綜合性、南北共塑的典型性、百家合璧的多元性。
徐州文化雖然不能全權代表當時的國家文化、民族文化，但是徐州人整合、引領了它們，漢朝的宏偉基業是漢高祖劉邦率徐州一班文臣武將所開創。
恰切地說，當時的徐州區域文化是春秋戰國以來久分必合的催化劑和粘合劑。漢人、漢族、漢語、漢學之所以稱“漢”，其語源就是因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有漢朝四百年基業這一段燦爛輝煌。
汴泗交流 徐州漕運繁忙
兵家必爭，必須爭的是襟山帶水、雄關要塞的地理優勢；南秀北雄，得益于運河南北文化交融形成的城市特質。隋唐大運河開鑿貫通后，徐州舳艫云涌、漕運繁忙，成就了運河要埠的地位。
唐代，朝廷為加強中原江淮之間的聯系，承繼了通濟渠漕運水系。盛唐時期，徐州雖不是漕運主道，但也是江淮通往中原、齊魯的水陸要道。唐代文學家韓愈在徐州見到了“汴泗交流郡城角”的壯觀景象，自幼生活在徐州的詩人白居易也見證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的自然勝景。
有唐一代，徐州的絹織品被朝廷列為九等品級中的第三個等級，屬于上等貢品。每年徐州的絹織品從汴水經過汴渠，千里迢迢地運往洛陽。徐州土質肥沃，地宜菽麥，是朝廷重要的糧食產地區。黃海海鹽也是經過此渠被源源不斷地運往洛陽含嘉倉。徐州礦產豐富，朝廷在此設置秋丘冶，專事煉鐵，再將上等制品由此運往兩京。
地理環境歷來受到軍事家的重視，軍事活動一方面改造著地理環境，另一方面又受地理環境及其諸多要素的制約和影響。徐州地處南北扼要，城市周圍穩定的山、水環境造就了徐州易守難攻、水運便利的天然優勢。這里物產豐富、兵精糧足，自汴河取代獲水、打通泗水后，徐州“兵家必爭”之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
徐州是古汴水、泗水交流之地，宋元以后黃河、大運河傍城而過，這種地勢有天然防御作用。汴水自西來，泗水自北來，在徐州城東北角交匯南流。徐州的主城區在有文字記載的2000多年建城史中從未改變。兩條河流及后來改道經過徐州的黃河，既是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航道，也是天造地設的徐州護城河，使徐州城防非常穩固，更加易守難攻。
宋金之際，戰事頻仍，宋將為防金軍南侵，決開黃河，以水代兵，黃河奪泗入淮，再次經行徐州，東南入淮，奔向黃海。元代，蒙古入主華夏，定都大都（今北京）。為使江南漕運順利抵達華北，元廷翻修了南北縱貫3000余里的京杭大運河，徐州泗水并入運河，黃河運河在此交匯通流。從此，徐州形成汴泗交流、黃運通匯的格局，桅檣林立，風帆天下，堪稱四方都會。
融眾家之長 奠人文之基
明清時期，徐州作為運河之城，雖水運交通便捷，但河患頻發，洪災嚴重，在數百年運河漕運的繁華背后，留下不盡的悲涼篇章。1855年，黃河從河南蘭儀銅瓦廂決口，改道大清河入海，結束了黃河經行徐州的歷史，給徐州大地留下了大沙河、不牢河。
經行徐州長達750余年的黃河北徙后，留下了一條歷經滄桑的黃河故道，黃沙彌漫，農耕條件惡劣。徐州經濟直到光緒年間津浦、隴海鐵路通車，才得以有起色。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實施一系列大運河整治工程。徐州運河成為煤炭、水泥、黃沙、石料南運的大通道，運河文化在新時代走向復興。
徐州在運河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區域特點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多層面的傳統文化。這種區域文化保留在徐州民眾中間，滋潤著江蘇大地上這片底蘊厚重的文化沃土。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劃分標準，中國運河文化遺產劃分為3種形式：正在從事航運的“活態遺產”、河道尚存的“歷史運河”、已在地面上消失的“遺產運河”。按照這一劃分，徐州運河現狀可分為——
活態遺產：中運河，為明末以來的運河；湖西航道（基本沿古泗水故道）；不牢河，為元明時期和1959年以來的運河。
歷史運河：主要是徐州城區故黃河，從大壩頭、府鎮口閘，以上段接今徐運新河（內港），為南宋以前的古泗水運河；迎春橋以西的古汴水；迎春橋以南的黃河故道，曾分別是隋唐運河北支（汴水流，泗水流）、元明清南北大運河的重要河段。
遺產運河：大壩頭—秦梁洪上至微山湖，為元明時期的運河，前者已成為斷斷續續的河道或市區暗溝，后者沉于湖底。
運河對徐州歷史文化的影響深遠，在歷史發展中留下了刀光劍影的爭雄史、大河橫流的苦難史、南北文化的交融史、人文薈萃的創造史。千年一貫、南北共融、百家合璧的徐州運河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秉地域風土之優，融上古眾家之長，開漢朝文化之先，奠千年中華人文之基，必將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綻放新的光彩。
本報記者 張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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